内存

　　1987年10月19日，纽约一开盘，道·琼斯指数便断崖式下跌，最终当日跌幅高达22.62%，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八分之一的财富在短短数小时蒸发。

　　这是全球最大独立内存企业金士顿（Kingston）2018年的经营业绩，排名第二的世迈（SMART Modular），营收还不到它的零头，只有区区8.39亿美元。

　　至此，金士顿已连续16年稳坐全球行业第一。而它的两位老板，也长期被评以近500亿人民币的净资产，位居全球超级富豪之列。

　　能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世界连续当16年的老大已是殊为不易，金士顿不单坐稳了龙头地位，还越来越独领地霸占着市场，这让它显得十分的特别。

　　过去30来年，这家隐匿在聚光灯之外的科技常青树，以及他的主人，一直都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，获得着不可思议的成绩——

　　它至今只靠3000名员工，就操盘了遍布六大洲的百亿美金生意。按2018年营收折算，相当于每位员工的年均产值高达400万美元，而它是一件硬件产品公司。

　　除了工厂生产线排程以及财务规划，金士顿从不采用MBA或现代管理手段去做包括KPI的考核与管理，被称为是一家没有“管理”的公司。

　　“尊重、忠诚、弹性、诚信、乐趣”……金士顿的两位老板，奉行这些看似与现代经营和科技世界风马牛不相及的价值观和文化，把公司和员工的关系塑造成家庭和家人关系。

　　上班不打卡，出差鼓励顺便旅游，周末组织到拉斯维加斯夜场开秀，没有KPI，鼓励每个人不辜负自己……别人相信制度和管理，他们相信天地良心，相信我对你好，你就会对我好。

　　他们的梦想是，“我在天桥上抽着烟，也有人给公司赚钱。”他们认为，只要选对了人，只要能真诚地相信员工，实诚地对员工好，员工就能让他们梦想成线亿美元来分，公司持续壮大，他们就持续分，至今已拿出超过5亿美元给员工买房，两位老板还随时奖励，并且自我标榜：

　　公司规模尚小时，《洛杉矶时报》一位记者见识过他们的“无为而治”后，曾警告：你们现在可以这样管，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。

　　后来，金士顿做到了2亿美元，这位记者再次来到公司，发现公司的管理依然没有变化，又改口继续警告：这种方式一定做不到10亿美元。

　　后来，他们这样告诉这位记者。这位记者则感叹，全世界也不会有其他人敢像他们这样做生意。他们对待伙伴的态度也是传奇。

　　1996年8月，孙正义的软银头脑发热要进军硬件产业，以15亿美元收购了金士顿80%的股份。付出11亿多美元后，手头紧的孙正义向公司两位创始人求援，而这两位创始人竟然一分钟内决定：

　　更传奇的是，后来孙正义头脑清醒，决定退出硬件产业。又于1999年7月，让两位创始人以4.5亿美元的价格将金士顿80%的股份回购了。

　　股灾之前，他们已在硅谷成功地创办过一家公司，但因人生目标相当佛系，所以卖掉公司，把各自分到的100多万美金，甚至还融资来一些钱，全权交给股票经纪人去做投资，开始了安逸闲淡的生活。

　　几乎瞬间一贫如洗后，已经40多岁的他们相约出来喝咖啡，相互安慰、鼓励，最后决定重头再来，并用翻箱倒柜凑过的2000多美元成立了金士顿。

　　在我后来对杜纪川的访问中，他曾回忆金士顿创立前，他们开车四处求援时的一个情形：开车经过海边时，夕阳西下，日落美景，我们把停车下来，沉默良久之后，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着大海与落日喊道：

　　：一直以来，我们努力于不断“突破”自己。我们从未用守成的思维来思考业务和发展，总是强调进取，强调朝前看，强调竭尽所能去把握新机会。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，持续投入科技创新，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，去发展最高质量、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，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。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，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：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。中学在念师大附中，因“外务”太多、逃学也多，而被退学。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，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。也因为这样，我的家人决定送我到德国，让我自己去闯世界。德国念完书之后，我决定到美国发展。说来有意思的是，我在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，但到美国却做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，并非一开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。

　　：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。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。他常常和我说：一块主机板卖2000美元，但成本只有200美元，实在是很赚钱！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，这么好挣钱，于是想到一个主意：可不可以我们合作，他设计主机板，我来销售？

　　：对，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。我没有看错他（笑）。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，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。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，没有制造、成本、销售等经验，但我们很大胆，还在摸索时期，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。两年之后，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，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。

　　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，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，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，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，希望股票大赚，惬意到老。

　　：不是不好，是非常糟糕。1987年10月19日，美国一夕之间崩盘，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。

　　我们看好当时的内存市场，决定继续创业。但再一次开始时，条件已非常艰难。我还记得，我们在家中抽屉里东翻西找也找不出来多少钱，最后还是在车库中找到差不多2000美元，于是就以那2000美元作为资本，创立了金士顿。

　　这也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。我们看准了DRAM市场的潜力，大量低价买进DRAM颗粒，重新设计包装，然后再以模块方式销售出去。市场验证了我们的判断，DRAM大缺货，我们也就天时地利人和，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绩。

　　：其实，我和孙大卫并不想卖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。我们两个人，应该说，都不是那种非要做出伟大成就的人，我们都热爱生活，不把工作当生的全部。软银让我们看到再次退休享受生活的机会。另外，我们也在思考着，DRAM产业波动剧烈，公司规模日渐壮大，经营稍有不慎，怎么保障员工呢？软银那么有实力，又雄心壮志，让他们经营应该没错。所以就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经营。

　　：软银当时正努力扩张，运营资金比较紧张。交易过程中，他们对最后的3.3亿美元感到无力支付。于是向我们说明困难，并且提出延期支付的希望。

　　：是。这个过程充满戏剧化。后来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。当时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都是以网络公司为主，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与软银公司的属性差异甚大。

　　隔行如隔山，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，这个问题也总是会被市场分析师提出来，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软银公司，因而也影响到估值。

　　这让他们十分头痛。但他们也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，只想我和孙大卫将金士顿买回来。被他们的诚意感动，我们也就答应了他们，重新把公司买回来。

　　：我们曾经一贫如洗过，然后又经历这样的财富起伏。大有一种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人生体验。这可能也是坚定我们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。我和孙大卫从来不会为钱吵架，我们也不会只为钱而做事，我们很清楚人生中，还有很多东西是比钱财还重要的。

　　我们一向相信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大家能够达到极佳工作绩效的关键，所以一直努力营造可以让员工快乐工作和享受工作的环境。金士顿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，所有的员工对于这个“家”都能有着一份归属感。在这里，任何问题都能够商量、讨论、以及分享。

　　我们和供货商以及客户之间，也像亲人一样，互相帮忙和扶持，让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在我们这里看不到。

　　谈到员工管理，其实金士顿的“以人为本”管理方式是没有跨国或是跨文化的区别的。举个例来说，我们在欧洲的员工，有25种国籍，我到欧洲出差时，大家一同吃饭或是闲话家常，都是一样的，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。

　　不过呢，因为文化差异，我们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，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，尽量满足员工需求。

　　：我和孙大卫是彼此信任及尊重。我们对彼此的信任维系了我们几十年的关系。尤其是我们的患难之情，让

　　遇到了分歧，我们会平下心来，想一想，再进行沟通，交换想法，然后达成共识，不会有吵到面红耳赤的情况。

　　：留学德国时，我一句德文都听不懂，再加上当时的德国很排外的，因而内心非常惆怅，感觉好像被孤立。那时，我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，常常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。在那段岁月中，我体会到人情冷暖。但它最终带给我正面的力量，让后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。

　　：我的工作时间表经常排得满满的，工作之余喜欢打篮球，也喜欢打鼓。我在念书的时候，就与同学合组了热门音乐团（Band），这可能是最早的学生乐团吧！也因为对于西洋音乐有着不可言谕的喜爱，现在，我和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们组成了“加州梦幻大乐团”，我负责打架子鼓。我们经常会在华人小区的慈善筹款会义务演出。

　　杜：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总是觉得1987年10月19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顿真正的诞生日。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，我们就不会重起炉灶，后面的故事就不同了。

　　我也一度非常绝望。很庆幸的是，我没有一直沮丧下去，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。现在回头看，我得感谢那场灾难。

　　46岁让我一贫如洗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否则，我们就不会无奈，继而创造出今天的金士顿。所以，我总是鼓励那些遇到困难的人：